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星期日
八月082010

立院專訪側寫-下

台灣經濟研究院 採訪/周嫦娥、李繼宇 整理/薛美芳、徐秀芬

專訪立法院雷倩委員

中共對台灣實際上仍存有敵意,且也宣示三通目的為「促進統一」。請問委員,在積極開放過程中可透過何種配套措施或作法以因應中共敵意?

先談前進大陸的問題。2001年經發會也認為就算在積極開放的思維下,少數涉及敏感的科技仍須予以限制。美國在國家安全考量下,也有很多不能出口的產業和科技。但限制範圍不能過大,過大會導致企業雇員不能自由進出,會使外國公司甚至本國公司不可能在台設立區域總部。所以在國家安全角度下,一定範圍的負面表列限制有所必要,但其餘部分則必須開放。

在大陸資源前進台灣的問題上,希望自大陸取得的當然是資金、技術和人才。經發會曾建議,為避免取自大陸的資金、技術和人才對台灣本島直接衝擊過大,可把台灣低度利用的離島工業區轉換為特區形式,將大陸資金、技術和人才引進特區運作,與台灣本島有所區隔。

透過自由特區的經營,包括相關會計法律制度都可直接與國際接軌,連現在國際化不足的服務業都可獲得提升機會。主張積極開放不是就不在乎台灣安全,積極開放下維護安全的關鍵在於控管機制。台灣要做為大陸資源的接受者,對進來的人當然要有審核。新加坡處理此一課題就很成功,積極引進外國高階人才前往移民,而非僅引進便宜外勞,我們在「境內關外」的特區也可以如此執行。

我覺得只要願意把國家安全的緊箍咒拿開,以務實態度討論,包括國家安全、國家發展等重要議題都可解決。至於中國大陸對台灣當然有政治圖謀,但兩岸的敵對狀況已超過57年,台灣以緊縮性方式處理兩岸議題,其實代表高度缺乏自信。例如新加坡人會隨便移民到馬來西亞嗎?台灣如果還像過去一樣有自信,根本無須擔心這種問題。

另外,我認為反分裂國家法從情感上講很可惡,中共何以單方就決定台海雙方命運。但實質上來看,這卻與台灣關係法相同,將現狀法制化。此法將中共對兩岸關係中的「紅線」明確化,紅線以外的範圍可以談,只要兩岸的底線互不侵犯,其中就有彼此協商的空間。

台灣底線就是中共不能以武力併吞台灣,這與中共底線間有非常寛廣的空間。當彼此底線間還有空間時,陸委會以國家主權做為免戰牌是不負責任的作法。遠的不談,春節包機不就迴避了主權問題,務實的促進台商之福祉嗎?春節包機可以常態化、擴大、可以「得寸進尺」地一步一步做。台灣以前做生意不是也如此?由春節包機為例,可見「以政管商」並不可行,僅用政治思維處理兩岸議題是很嚴重的問題。

春節包機定期化的機會很大,畢竟大陸已讓台灣航機飛越領空。以小事大需用智,對方也知道台灣不可能同意純粹對等條件,他們必須有所讓步。例如水果零關稅,大陸並未要求白酒輸台也零關稅。一般認為對岸要求客貨直航必須一起談,貨運既然可談,客運部分透過定期化予以擴張即可解決。至於海運部份,現在台灣各公司在大陸有執照,已無問題。由此可見,問題簡化後只剩客運需透過定期化予以擴張,看不出直航何以有難以突破的瓶頸。

以金門小三通為例,當初談判的第一個議題是旗幟,起初議定在中線處換旗,隨著航班增加,為免忘記換旗造成糾紛,遂修正為現行雙方不掛旗的作法。由此可見,只要將複雜的政治問題擱下,實際問題自可逐步透過務實方式予以解決。

過去台灣從沒有經營品牌的能力,因為與歐洲、美國等先進消費市場的文化相差很遠。現在風水輪流轉,台灣隔壁是最大的成長市場,本土企業終於有經略品牌的機會。過去如電信、金融或投資銀行等服務業之標準與遊戲規則都是歐美所制訂。但如今中國大陸在此領域因既存的國營企業、金融現代化問題,引用了諸多台灣的經驗、資料、思維甚至法規,突然間成為台灣企業可以去經略的服務業市場,且台灣具有可界定新遊戲規則的領先優勢。所以若能以理性分析,會發現台灣最佳的發展機會出現了,要去展翅上騰的時機到了。

我認為陸委會心裡也明白這是台灣最好的機會,這也是我認為台灣應該非常務實地討論在何種條件下,例如適當處理國安疑慮的情況下,讓最上層具有競爭力的產業前往發展,而非用民粹、用最底層的保護主義壓力去卡死企業,否則最後將是死路一條。

以您曾經擔任美商高階主管的經驗來觀察,如果台灣仍維持現有的三通政策,或是無法在三通問題上有所突破時,對外商在台灣的投資會造成何種影響?

美商因從早期OEM時代就到台灣發展,故曾將台灣做為區域經濟中心點,把生產或研發區域總部設於此地,因此美商對經濟議題的意見與台灣經濟脈動較為一致。歐商來台時間較晚,除了早期如PHILIPS等少數企業外,新來歐商多是以台灣為市場的貿易商。對歐商而言,台灣對外經濟發展對其影響有限,只要本地高消費族群繼續存在即可。但即便如此,如今歐商也已對三通現況提出警告。

從拜爾案後,美商對台以不再新增大型投資案,包括以前在台大量採購的科技大廠在台灣未再增加研發人員,但卻在上海、北京和其他地方設立規模更大的研發基地。金融產業方面,很多企業分支機構都已離開,即使未離開者,其重要性也相對減少。以前是台灣管大中華,現在很少是台灣去管大中華了。台灣的人才要突破此一限制,就必須到北京或香港去管大中華,明顯可看出台灣在快速邊緣化。

以製造業為例,若跨國企業亞洲總部在台灣,台灣行程結束後要轉赴深圳工廠視察時,由台灣再出去要花很多時間。又或是深圳看完工廠後要來台開會,仍須經長途轉機,會造成很多行程上的顧慮。這是台灣的困境,我們已愈來愈成為一個不方便的地方。在十倍速、百倍速、時間就是金錢的時代,要去搶跨國企業CEO的時間何其困難,因此台灣的電腦大展已經不容易再找到大老闆來訪。比爾蓋茲來過一次,他現在還會不會來?如果台灣與北京直航只要二小時,他去了北京以後也許可以繞道台灣,如果從北京到台灣要花八個小時,他絕對不會來。在此情況下,美國商會與歐洲商會長期呼籲,台灣必須降低時間、經費等企業經營上極重要的成本。

台灣一直是個兩維世界,例如政治上當年要統一,但經濟菁英走的完全是「獨」的路線;現在是政治精英要緊縮兩岸關係,經濟菁英卻要快速擴展大陸佈局。我認為2006年的兩岸將會是「官方冷、民間熱」會出現民間大量前往大陸投資的情況,因為政策馬上就要關門,所以民間會快速外移去做兩岸佈局,會把更多大家不希望離開台灣的資源和人力帶走。目前的情況非常嚴峻,緊縮政策不但不能阻止產業外移,反而會加速最好的產業出走,當優秀人才都走了,這個經濟體可能會愈來愈小,最後就會出問題。我很擔心有錢人全部走了以後,留下一個貧窮的台灣;我也擔心連中產階級都沒有希望的時候,留下一個落後的台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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